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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處于輿論風口浪尖的中國紅十會再遭質(zhì)疑：汶川地震后，百余藝術家定向捐給紅會的義拍籌款8萬余元“不知所終”。對此，紅會發(fā)說明稱：“這些善款用于‘博愛家園’項目，雖未按指定項目使用，但與捐贈人意愿總體一致。”

　　 “在美國，這種情況發(fā)生較少，因為慈善機構募款目標明確，捐贈人與慈善機構信息對稱、溝通及時、項目評估頻繁、捐贈人積極問責。”印第安納大學公益慈善學院何莉君博士表示。

　　民間公益機構

　　 2011年，因為郭美美事件，中國紅十字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危機，至今“余害”不斷。為此，中國紅十字會相關領導相繼發(fā)言，或辟謠或表態(tài)，力圖挽回影響。

　　 “這事（郭美美事件）不管是真是假，單從公關方面來說，內(nèi)部協(xié)調(diào)一致、由指定的一名高管作為新聞發(fā)言人專門接受媒體疑問和采訪比較好，這樣避免信息混亂甚至信息沖突。”何莉君說。

　　 “我曾在州立紅會工作過一年，任大額籌款經(jīng)理助理，負責捐贈人信息管理和理事會協(xié)調(diào)。”何莉君對記者說，美國紅會有三級架構，從上至下分別是國家紅會、州紅會、市縣紅會，而這些分支機構其實與總會沒有上下級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合作關系。也就是說，這些紅會分會都是有自主權的，各自籌款運營、開展適合當?shù)匦枨蟮奶厣葹暮蜕鐓^(qū)服務。

　　 “因此，除救助國內(nèi)受災的人員之外，紅會更多從事的是一種日?；?、常態(tài)化的服務。因為不是官辦慈善，它們需要通過服務當?shù)厣鐓^(qū)，并從社區(qū)募款，維持運作。”何莉君說。這些服務包括進行社會的防災減災教育、普及急救知識（它們認為急救知識不應該只有志愿者才會，所有的人都應該接受這方面的培訓）、抗災救災、承擔社區(qū)一些較大比賽的急救工作以及軍事服役人員的家屬溝通、退伍老兵的慰問等等。

　　 何莉君表示，所有這些工作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創(chuàng)造一切可能，讓其服務的人群了解這個機構，看到其實實在在的作用，接受并給它捐贈。

　　 “一個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提升，首先應該從組織內(nèi)部的治理層抓起。”何莉君表示，她所工作過的州立美國紅會有兩個理事會，執(zhí)行理事會和顧問理事會。執(zhí)行理事會人數(shù)有限，多由社區(qū)有實力、有領導能力的精英志愿組成、民主治理當然也包括很普通的老百姓，他們共同討論和制定紅會的架構和戰(zhàn)略方向，全權管理紅會；顧問理事會人數(shù)較多、具有更廣泛的社區(qū)代表性，多元地體現(xiàn)社區(qū)的代表性，包括醫(yī)生、教師、學生、律師、商人等各色人等，主要為紅十字會的各項工作提供輔助和咨詢，幫助反饋社區(qū)信息、傾聽社區(qū)多元的聲音，更好地服務社區(qū)。 美國的非營利組織的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理事會的三項重要義務：對組織忠誠、對組織管理履行責任、對使命的順從。慈善組織如有關聯(lián)交易或者其他違背組織使命的行為，理事會的決策程序和理由是首先會被引咎的。

　　我捐款我做主

　　 美國紅十字會以及其他很多慈善機構保持公信力的關鍵之一就是，公眾的信任和捐款對慈善機構的一般性運作有生殺予奪的權利。根據(jù)《捐贈美國》的權威統(tǒng)計，美國每年300億美元的慈善捐款中，約73%是個人的捐款，基金會捐款占14%， 遺產(chǎn)捐贈占8%，企業(yè)捐款只占5%。個人捐款的巨大活力和實力使美國的公益慈善組織充分認識到公眾信任的重要，盡其所能地在常態(tài)中增強公眾對機構的了解和信任，并獲得一般性運作支持， 而不僅是在特大自然災害前才特別定向捐贈。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政府也會給紅十字會撥款。”何莉君解釋說，因為只有在政府要求紅會來執(zhí)行某些方面的救援或者社區(qū)服務時，才會給予撥款資助，其實這更應該叫政府向紅會購買服務，這也恰恰說明紅會與政府之間是合作伙伴關系，不存在“參照公務員管理”之類的說法。

　　 事實上，正因為美國紅會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民間慈善組織，直接面對需要援助的災民，中間不經(jīng)過其他環(huán)節(jié)。因此，美國紅會可以調(diào)用內(nèi)部的救援力量在最快的時間內(nèi)趕到現(xiàn)場進行救助，而且能夠馬上組織捐款捐物和動員志愿者。一位救災專家這樣評價：他們的行動同壞消息的傳遞一樣快。

　　 何莉君表示，美國紅十字會接受捐贈，而且每一次美國出現(xiàn)大災難的時候，任何一位捐款者都有權利要求美國紅十字會提供財務管理的明細賬。

　　 “即便如此，美國紅十字會還是難以避免地遭遇了信任危機，而且不止一次。”何莉君說。

　　 比如，9·11事件后，當時的紅十字會的會長伯娜丁·希利博士試圖從所募集到的款項中挪出2億美元，用作啟動“自由基金”計劃，用以支持紅十字會的其他項目。而這一舉動遭到了捐款者們的強烈抗議。為此，盡管并非貪污，伯娜丁·希利也不得不引咎辭職，紅十字會同時還向民眾道歉并表示，未來他們會讓紅十字會的財務管理更加透明化，充分尊重捐贈人的意愿。

　　 此外，2005年，美國紅十字會在卡特里娜颶風賑災中應對不力，被指控數(shù)百萬美元捐贈物資被不當轉(zhuǎn)移，捐贈者紛紛撤資。2008年，紅十字會窘迫到得向國會求助的地步，國會撥給紅十字會1億美元用于幾場颶風之后的賑災活動。

　　 也正是這些教訓，使得美國對慈善機構的監(jiān)督日益完善起來，“我的捐款我做主”成為美國紅會不能逾越的首要原則。

　　美國紅會的外部監(jiān)管

　　 中國紅十字會被一個郭美美弄得焦頭爛額，疲于應付。那么，美國的紅十字會是否也會遭遇“郭美美”呢？

　　 “這種可能性比較小。”何莉君表示，，這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首先在于其民主志愿治理的民間機構的性質(zhì)，多元、民主的理事會克服組織決策的不透明和集權。其決策不是對政府負責，而更多的是對組織服務的人群、捐贈者等負責，時刻接受公眾的問責。

　　 其次，有積極活躍的行業(yè)自律機構和第三方職業(yè)評估監(jiān)管機構。比如，美國有眾多的慈善監(jiān)督評級機構，它們會定期搜集相關公益組織的相關信息并予以排行，其中不少是負面排行，比如籌款回扣率排行、財務危機排行、劣等機構CEO薪水排行、贈款囤積花不出去排行。一旦慈善機構信譽受到質(zhì)疑，就可能被公眾拋棄。在這種監(jiān)督力量推動下，慈善機構紛紛提高自己運作的透明度。

　　 根據(jù)美國最權威的慈善機構評級網(wǎng)站“慈善導航家”的評估，美國紅十字會因為行政和募款支出通常占總支出的8%左右，得分是55.35分（滿分為70分），而在負責度和透明度是滿分70分。

　　 第三，公眾捐贈者對組織生命攸關。由于美國紅會的民間性質(zhì)，其日常運作和服務的維系靠廣大社區(qū)和公眾的捐款， 因此，公眾的捐款和問責對組織生命攸關。讓捐贈者滿意，讓服務人群滿意，是慈善組織的生存動力。

　　 第四，政府監(jiān)督。美國政府對社會對慈善組織進行了多方面的監(jiān)管，慈善組織每年會向國稅局詳細報告本年度經(jīng)費的來源和支出情況以及各項活動經(jīng)費的來龍去脈，以便政府檢查慈善組織的活動是否符合免稅規(guī)定，而免稅事關一個慈善機構的發(fā)展乃至存活，諸如此類的監(jiān)督，成為確保慈善機構透明度的一個重要保障。

　　 最后，就是法律的制約。在美國，絕大多數(shù)州都規(guī)定，公益機構必須向州首席檢察官提交年度報告，首席檢察官還可以代表公眾對觸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機構提起公訴；任何美國公民（不僅僅是捐款人）都可以向慈善機構查閱賬目。

　　 “其實，美國紅十字會也可以由商業(yè)收入賺錢，比如通過急救知識的培訓、承擔商業(yè)比賽的急救服務、紅十字急救用品禮品店等收入，但關鍵是收入不能分配到個人，而是用于組織的再發(fā)展。否則就會受到法律的嚴懲。”

　　 “正因為有了以上這些完善的監(jiān)督措施，活躍在美國這個公民社會的美國紅十字會，才能夠降低或減少‘郭美美事件’的發(fā)生。”何莉君說。